新华史话(一)、在延安的十年(1937—1947)

作者:佚名 日期:20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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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党中央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4月,新华书店适应形势需要诞生于延安。到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军进犯,新华书店总店随中央机关撤离,在延安整十年。这十年,新华书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陕甘宁边区到面向全国,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了力量。


清凉山万佛洞门市


  延水河畔,三山鼎峙: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在清凉山靠延水河的一面,有个万佛洞,今天已成为延安的一个旅游点。这里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是新华书店的发祥地,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就座落在这里。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由陕北保安(今志丹县)进驻延安。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以党的总书记张闻天,还有秦邦宪、凯丰等同志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领导新华社,编辑解放周刊,出版图书。廖承志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后由徐冰接替。党报委员会设有出版科和发行科。出版科副科长黄植,发行科长兼支部书记涂国林,副科长臧剑秋。

  4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发行科在《解放》创刊上署名“陕西延安新华书局”,同年10月初改称新华书店。

  因为新华书店(局)问世的第一天,是1937年4月24日,所以,这一天是新华书店成立的日期。

  中央党报委员会开始设在延安北门外,为防备日机轰炸,7月迁到清凉山万佛洞。发行科在万佛洞底层的一个小石窟开设了门市部。这个小石窟同时又是发行科的办公室,还是涂国林、黄植的卧室。白天,门口放一张桌子,既能办公,又是卖书的柜台。零售书刊就堆在桌子下面、床铺上面、旮旯拐角,到处都是书。书库设在上边万佛洞主窟右后侧的小石窟,与门市之间蜿蜒着一条崎岖的山径。收进的书要入库,库房的书陆续要上门市,搬上搬下,每天都得跑好多次。

  那时,新华书店(既党报委员会发行科)的工作人员只有七个人,除正副科长外,有个通讯班(主要负责包装、运输),班长刘兴许,是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战士,两个通讯员是红四方面军战士。其中一人叫杨三吉,五十年代是人民解放军上校。另外有两位负责书刊收发业务的同志,一个是红四方面军调来的,一个是陕北红军。同志们经常忙到深夜十一点,还干不完。涂国林科长几乎每天晚上都带头干。在一盏青油灯下,配书,捆包,军贴头……第二天将邮件一担一担挑过尽量是鹅卵石的延水河,送到城里邮政局寄出去。

朱德总司令对发行工作很关心,曾几次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走进发行科的宿舍,和同志们聊天,了解情况,使大家很受鼓舞。


以宣传马列主义为己任


  1937年,新华书店除发行《解放》周刊外,还发行了三十多种新书,主要是马列丛书。为扩大宣传,在《解放》周刊登了五期新书发行广告。为了便于同全国书店和读者联系,这一年7月间,发行科刻制、启用了一个长方形木质的“新华书店”图章。于是10月2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十八期刊登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图书广告,署名“发行处:陕西延安新华书店”。这篇广告书目有《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问题》、《两个策略》、《列宁选集》第十二卷等书。《解放》周刊从10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一期起,将周刊发行者“新华书局”改为“新华书店”。从此,延安解放社初版、重版的马恩列斯 斯作和毛泽东著作,版权页上都印着“总经售:新华书店”,或“发行者: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从问世那一天起,就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下策为己任。随着《解放》周刊和马列丛书发行数量的增多和发行范围的扩大,新华书店的影响很快扩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甘肃、四川、湖北、江苏、上海等十几个省市。她发行的书刊象锐利的钢刀,插入敌人心脏;象革命的种子,撒遍祖国大地。人民需要她,敌伪顽害怕她。1937年10月,陕西国民党的教育厅长周某,曾下令“查封延安新华书店和解放周刊”,并派军警强行封闭了《解放》周刊在西安从事发行业务的办事处,还在三原、西安等地搜查没收这个刊物。为此,10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一期《解放》周刊“时评”专栏发表了《抗议解放周刊的查禁》一文,向“西安当局及南京最高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向“全国抗日同胞作最愤慨的声诉”。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涉,才“和解了事”。

  清凉山较偏僻,为方便读者,10月间,新华书店在比较热闹的延安南大街开设了一个小小的门市部。地址在现在的延安大礼党往南,延安地委机关驻地往东,原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的崖畔下边。《解放》周刊第二十一期刊登新华书店的地址“延安南大街”,指的就是这里。

  1937年12月,新华书店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现在地区邮电局和地区百货公司附近,找到了比较宽敞的房子,便又搬迁到城内。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据当年延安市市长高朗亭在《回忆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一文(载《延安文史资料》第二辑)中说:“凤凰山麓新华书店门前遇难和受伤的机关人员和学生最多”。因为那天是星期日,机关人员和学生去新华书店买书的人多。延安城被炸后,门市部又搬回清凉山,地址在现在的解放剧院后边。1938年秋,涂国林调中央宣传部工作,王均予继任科长。这时,发行业务有了进一步开展。张闻天曾称赞他是我们党的“发行大王”。王均予调走后,由曾在天津地下党办过知识书店的向叔保任科长。当时的发行科长,实际上就是新华书店经理。

  1939年2月,《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革新号)。其发行工作也由边区政府收发科移交新华书店总经售。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起至县委一律设立发行部”。任务是“推销党的各种出版物,统一对于各种发行机关的领导,打破各地顽固分子对于本党出版物的查禁与封锁,研究各种发行的经验”。4月,任弼时、李富春同志向有关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组建中央发行部的决定。强调建立发行部的任务就是把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和马列主义理论,通过书籍、报刊,发行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大后方去,以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队伍。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再次提出:“各级党委应经常注意与检查党的发行工作。在运用公开发行的一切可能之外,应即建立党内的秘密发行。宣传部应与发行部发生密切的联系。”

  1939年5月,徐冰调离延安,中共党报委员会的出版、发行(新华书店)等科合并到6月1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发行部(当年9月改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李富春兼任部长,王林任副部长,向叔保任出版发行部发行处长。

  全国抗日救亡的知识青年,源源汇集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日益扩大。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新华书店在1939年8月18日《新中华报》上刊登了《扩大营业搬迁新址启事》。启事说:“因旧址不敷应用,拟于最近迁移至北门外(鲁艺旧址)照常营业,各界读者移玉光顾,无任欢迎”。紧接着又在22日和25日两天的《新中华报》刊登广告说:“自1939年9月1日起移至本市北外新址办公”。


向敌后根据地发展发行网点

 

  9月1日,北门外新门市部正式开业。毛泽东同志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派他的秘书柴沫送到书店。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门市视察并表示祝贺。新华书店迁至新址后,充实了人员,扩充了机构,设发行、进货、栈务、邮购、门市等科,王矛任经理。不久,由张道吾继任。1940年易吉光任经理。

  在早,刘志丹领导陕北红军闹革命,山西兴县沿黄河一带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1940年3月,在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协助下,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以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随军文化合作社为基础,在兴县成立了新华书店(即晋西北新华书店,后来的晋绥新华书店),这是延安新华书店的第一个分店,除推销书刊外,还承担向华北、华中等根据地转运延安出版物的任务。1940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等书籍版权页上,印有“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延安,分店兴县、黎城”。黎城新华书店是1940年9月1日由晋冀鲁豫边区的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建立的。

  1940年2月,中共出版发行部派发行处长向叔保、运输科长许光庭去绥德专区和晋绥、晋察冀等根据地建立发行网点,沟通与延安新华书店的业务联系。他们带有六十多箱图书,要从兴县运到晋察冀、冀中等根据地去。当时驻守在兴县的一二○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抽调了有三十匹骡马的运输队,又派出一个连的兵力,突破敌伪的封锁线,武装护送到目的地。

  1940年9月1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再次强调“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的机关”。敌后各根据地党委,按照这两个文件的指示精神,陆续建立了新华书店。

  1941年底,中央出版发行部改制为中央出版局,秦邦宪任局长,许之祯任秘书长。新华书店总店实际上成为出版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易吉光任经理。总店随出版局迁回清凉山。

  1942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成立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从此,清凉山的新华书店总店把发行工作重点放在敌后根据地及大后方。


当年延安发行的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情况很复杂。图书发行工作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做。延安新华书店总店的做法有:(一)对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预订的书报杂志,由书店直接派人送上门去。(二)对陕甘宁边区各县读者的需要,通过边区通讯站寄发。(三)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供应,最初时期通过兴县转运,后来由于敌人的封锁,只能提供样本由各根据地翻印,或委托到敌后去的同志捎带一些图书。(四)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和文化团体,通过国民党政府设立在延安的邮政局寄发。(五)对我党我军设立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构,也从邮政局寄发,或通过我们自己的兵站运送。(六)对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则由地下交通传送。(七)总店先后在延安北门外、东关设立门市部销售书刊。从1939年起,对远地读者开展了邮购服务,在当年9月13日《新中华报》上刊登了开展邮购业务的启事。(八)总店在西安设立了一个新华书店转运点,和新华日报西安营业所一起办公,只要有八路军的军用汽车去西安,总后勤部长叶季壮就会用电话通知书店。书店把准备好的书刊装上军用汽车运去,再由西安转运到河南确山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然后再送到新四军各支队。(九)组织边区各地的合作社、下乡团体和个人、小贩代销书刊,本版书八折,外版书九折,在当年的解放日报曾刊登过“欢迎代销书刊”的广告。


三年来的新华书店

 

  194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叶林写的《三年来的新华书店》,较全面地总结了1937年5月到1940年11月三年多来新华书店发展的历史,并且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书店发行工作阻挠破坏、对进步读者威胁迫害的罪行。文章开头说:“从国内和平后诞生、在抗战中长大的新华书店,而今在它的岗位上,奋斗了三年的时光,不可否认的,它曾在抗战中起了应尽的作用,它为全国进步人士与广大读者所爱护,也为少数顽固分子所嫉恨、所破坏。它的工作反映着我国抗战与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它今日已成为抗战进步文化有力的保垒之一……新华书店的影响,已为全国人民所周知,它所发行的书报已为全国青年所热烈欢迎。”

  文章说:“三年来我们发行的出版物,有解放社书籍一百三十余种,其他出版机关的丛书三十余种,另外发行新中华报,群众报等数种报纸,《解放》、《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团结》等近十种杂志。总计发行延安出版之书籍不下五十万册,杂志及报纸不下数百万份。然而把延安的出版物,介绍到外边去,这只是我们工作的一方面,客观情势的发展,要求我们把外界出版物介绍到边区来。……就目前而言,我们发行的外版书报,有国内各大出版机关和苏联外国工作出版的社会科学、文艺和其他各类书籍三百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纸(包括代订)二十余种,外国之书籍及刊物报纸十四种。”

  文章说:“给我们工作以极大损害的,是顽固分子的非法劫掠行动。我们如果翻开不允出版之《磨擦从何而来》一书,便可知道顽固分子的此种行动,是其反共阴谋之一部分,而特别在这一方面,顽固分子表现了最大的猖狂性!”

“还在1937年11月间,顽固分子首先在西安没收解放报,西安解放分销处被查封两次,解放报被劫去二万余份、书籍数百册。随后此种暴行扩张至交通封锁,顽固分子在西安邮局设置了专门检查书报的人员。凡由延安寄往全国各地之书报,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没收。前后三年来所没收之书籍、刊物、报纸,其数量之多实为惊人。仅西安邮局一处检查员闻即有数十名之多。他们被顽固分子强迫来作此破坏抗战团结的不法行为。1939年2月以后,更为猖獗,几遍全国各处,其封锁前哨由西安而三原、咸阳,而中部、洛川。甚至公开检查十八集团军的汽车而没收该军送往前方的书报。此种暴行接二连三地发生于边区中、宜一带。西安顽固分子为了免除自己的麻烦,对于我们发给新疆的书报,不在西安没收,另在兰州没收。此种行动显然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

  “顽固分子,强迫邮局对某些书报采取积压的方法,例如我们收重庆寄来的书报时,不是按出版日期先后收到,而是陆续压成一大堆,一次寄来。新华日报即是一例,我们是一次收到6、7月以前的报纸数千份,其中三分之一被没收。对其他进步刊物报纸,当然更不例外,对于订户及读者也是‘一视同仁’的。顽固分子表面上掩饰其没有没收,而实际上则延迟刊物的时间性。”

  “威胁与打击读者。顽固分子除了上述数种卑劣手段之外,还采取了打击读者以阻止我们发行工作的办法。我们曾接到许多读者来信,声诉他们因看了解放、新中华报等刊物而遭遇的苦境,有的被警告,被解职,以至被禁牢狱。顽固分子的这种行为完全是非法的,违反抗战建国纲领关于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的,是整套反共办法中的一种,实际上帮助日寇汉奸来封锁中国抗战的进步的出版发行,替日寇禁止抗日民主的出版发行的自由,对抗战和国家民族绝对有害的罪恶行为,是全国抗战人民和进步人士所坚决反对的。”

  文章最后说:“虽然我们遭受顽固分子这样多的破坏,但在今后我们仍要继续努力下去并要用一切的力量,冲破困难,扩大我们的出版发行网到全国去,并更多的把边区以外的进步出版物运到边区来,以满足边区读者的需要。”


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


  为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检查、扣压延安出版物的罪恶行径作斗争,新华书店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即一方面继续从国民党的邮政局邮寄,数量不减少,并且用挂号寄。这样,既能迷惑特务,又能取得西安邮局按规定扣留挂号印刷品要有所交待的证据。这就是“明修栈道”。另一方面,另辟蹊径,“暗渡陈仓”。新华书店发往成都、重庆及广西、云南、贵州等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书报,通过在陇东设立的发行站转发,或通过地下交通线运送。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兼中央出版局局长秦邦宪在清凉山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头目,名叫邓友德,在会上肆意挑衅,提问新华书店为什么不卖国民党正中书局出版的书。秦邦宪当场予以驳斥,反问正中书局为什么不卖解放社出版的书?并进一步揭露说:“你们正中书局不仅不卖解放社出版的书,连新华书店发给国民党军政机关、军政要人的书刊,都被你们非法扣留了。”说到这里,他拿出一叠西安邮局扣留印刷品通知单朗读起来:某年某月某日,贵店寄往某地的邮件,被西安检查机关扣留。邓友德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出了丑,在一片嘲笑声中溜出了会场。

  尽管国民党检查机关非法扣留新华书店从邮政局寄出的邮件,而“暗渡陈仓”——发往国民党统治区的书刊,却通行无阻,广为流传。

1943年,蒋介石抛出了反共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国民党地区流毒甚广。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批判这本书的文章,中央出版局把它集印成各式各样的小册子,伪装成流行小说、弹词唱本,发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国民党政治学校,有的学生在图书馆借的《中国之命运》,内容却是我们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讲座会上就有了批判蒋介石观点的发言。学校当局追查,查来查去,发言的学生有书为据,而书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闹得当局一筹莫展,啼笑皆非。

  延安新华书店还向兴县分店、黎城分店、陕甘宁边区书店、绥德西北抗敌书店(中共绥德特委办的)批发书刊,并逐步沟通了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发行网点的联系。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延安的经济生活条件十分困难。书店工作人员的生活同延安的机关、学校一样,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发二钱油、二钱盐、十二两(合新秤七两半)粮食。主食是小米,配有少量面粉。物质生活虽然艰苦,大家却非常愉快,热情高,干劲足。在大生产运动中,新华书店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从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号召,1940年的粮食生产超过一倍,农业生产收成值一千九百二十四元,工业生产获利一千四百四十四元,蔬菜生产收成值一千八百九十八元,商业获利三千四百元,畜牧生产获利一千多元。这年的生产成绩,1941年1月12日的《新中华报》作了专题报道。

  那时,大家时刻关心着抗战大局,关心着前线的胜利。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各条战线抗击日军侵略,为反击日军的残酷“扫荡”,发起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到9月节节进展,不断取得辉煌的战果。延安新华书店全体同志,及时给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及八路军百团大战全体指战员写了祝捷信。这封信发表在1940年10月3日《新中华报》上。


延安街头的皮袄队

  

  总店在延安时期,对延安市的发行工作不断注意改进.起初,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预订的书报杂志,出版以后由读者来书店自取。从1940年9月1日起,新华书店改派专人给读者送上门去。读者只需在所在单位收发部门登记姓名及所订的书报名称,即可收阅。那时,新华书店在街头奔走的发行人员,受到组织上的额外照顾,冬季发给每人一件棉背心,还发一件白茬光板老羊皮袄。他们天天在市内机关出出进进,为订户送书报杂志,很引人注意。地震给取了个“皮袄队”的绰号。皮袄队送报刊靠自己背,是“步兵”,送书靠毛驴驮,又成了“骑兵”。

  延安领导机关召开群众大会,总店发行人员也赶到会场配合供应有关书刊。1943年7月7日,延安军民在青年文化沟举行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晋绥边区联防司令员贺龙远道赶来,在大会上讲话,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新华书店把一大批新出版的整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带到会场销售。突然下起雨来,发行员不约而同的脱下上衣,把形势图包裹起来抱在怀中,光着脊梁在雨中开会。

  1946年1月,中央出版局并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设发行科,科长许之祯。发行科就是新华书店总店原机构,对各根据地联系业务和出版发行图书,仍一如既往用新华书店总店名义,给各级党委发书用中央宣传部发行科名义。发行科曾请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新华书店总店”店名。发行科班和总店,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办公地址仍在清凉山。


新华书店在各大战略区的总店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猖狂进攻。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各解放区也纷纷建立起新华书店。

  在解放军的一些大部队里,还有新华书店的随军书店。彭德怀司令员就热情赞扬第一野战军随军书店的同志“走的是毛主席的道路”。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后改为中南)新华书店的发行网点不断增加,先后成立了各大战略区新华书店总店或总管理处。重庆解放后,建立了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我军作战略转移。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并入边区群众日报社,随军转移,从事战争进行中的书报发行。1948年4月,我军光复延安,边区扩大为西北解放区。在西北局宣传部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扩大为西北新华书店,随军挺进延安。留守在延安的原边区书店改为西北新华书店延安分店。

  我军撤离延安时,新华书店总店随中央机关迁至瓦窑堡,又迁至晋绥边区。在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环境里,总店中止了出版发行业务,人员相继调赴各解放区别工作。

  新华书店总店从1937年4月成立,到1947年3月离开延安,整整十年。在这十年期间,扩大了发行网点,培养了干部,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出版物,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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