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史话（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包括总店在内的全国新华书店也遭到了空前浩劫。

十七年成绩被全盘否定

“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的出版发行工作，认为是“反革命专政”，出版发行队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根据这两个错误的估计，新华书店总店的全体人员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总店的机构实际上被撤销，工作完全停顿，某些长期保存下来的珍贵档案、资料被销毁。许多省级书店被并入省出版局（社）。

标志“文化大革命”发动的1966年《五•一六通知》，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文化界、出版界，“掌握了领导权”，“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新华书店首当其冲，门市部陈列的一大批书籍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只好下架封存或报废化成纸浆。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禁区林立，“帽子”和“棍子”横飞，一片肃杀之气，营业萧条。1967年全国新华书店的图书销售额倒退十年，猛跌到1956年水平。

周总理的指示

1971年3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出版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力挽狂澜，亲自过问出版工作，指示要多出好书。有一天深夜，会议领导小组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指名要新华书店总店经理到会汇报工作。当时，总店已不复存在，原总店总经理王■刚刚从干校调回，被安排到北京发行所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只好紧急通知他到会。周总理向他了解了新华书店工作的情况，强调指出，书店不能胡乱报废图书，不能把“文革”前出的图书封存、下架，应该从库房里把它拿出来，公开陈列出售。但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会议领导小组并没有把这个指示落到实处。

1973年9月，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国务院对新华书店总店机构的指示：“恢复新华书店总店机构，属司局级建制”。10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简称国家出版局。总店代行国家出版局发行部的职能。

1974年初，铁路运输十分紧张，北京、上海、武汉、济南等许多地方新出版的教科书、年画发运不出去。经总店多次与有关领导机关联系，当时的交通部铁路运输局用电报向各铁路局发出命令：“各省市新华书店发运的书刊、图画、教学课本，各站要及时受理，组织优先装运，不得积压，不受停装、限装命令的限制。”从此，图书运输渠道得到疏通。

“四人帮”的流毒泛滥成灾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书品种锐减。从1966到1976十年之间，平均每年出书（含课本）七千多种，只及1956年的27.5%。这些年出版的图书，有一大批是跟着运动转的小册子，加上江青反革命集团搞的阴谋文艺、影射史学，泛滥成灾（据不完全统计，有“四人帮”流毒的图书达五千多种），而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则出的很少，印数更少，书荒严重。许多书店将这些深受群众欢迎又供应紧张的读物，组织出租，使读者花较少的钱，看更多的书，有些书买不到可以租到。总店通过当时编印的《图书发行简报》，总结推广了各地书店和供销社售书点开展租书的经验。1975年，全国有半数以上的书店开办了租书业务。